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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水月耀古今——曾宏正:《水调歌头·水月洞》附元曾天骥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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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观石读史》

象山水月耀古今——曾宏正:《水调歌头·水月洞》附元曾天骥跋

在闻名遐尔的象鼻山水月洞下,有许多的古代石刻碑文。其中有一块碑刻别具一格,独具特色,这就是:

水调歌头·水月洞

宋曾宏正

——附元代曾天骥跋

风月无尽藏,泉石有膏肓。古今桂岭奇胜,骚客费平章。不假鬼谋神运,自是地藏天作,圆魂镇相望。举首吸空翠,赤脚踏沧浪。惊龙卧,攀栖鹘,翳鸾凰。秋爽一天凉露,桂子更飘香。坐我水精宫阙,呼彼神仙伴侣,大杓挹琼浆。主醉客起舞,今昔是何乡。

临江曾宏正作。同游崇仁吴湜,庐陵杨寿德,三山陈华,子羽士李可道,子公迈、公适侍,淳祐癸卯九月望。

先曾祖自宋提点湖南刑狱,淳祐癸卯调广西运使,家藏文集知有留题,惜不能抵其地。迨天骥备员临桂至马慈氏阁、水月、白龙诸洞得覩。先公题咏遗迹至今百年,其题楹者幸完,刻石者笔法兼失其旧。仰瞻留玩。感慨系之,乃捐己俸,命工镌涤以永方来。

大元至正二年壬午良月,曾孙承务郎、静江路临桂县尹兼劝农事曾天骥同曾侄孙直方、玄孙义存子成存拜首谨书。

这块碑文高达五尺,宽约三尺八寸,单个字体有两寸两分左右,行文是用草书写就的。

这是一幅独具特色的碑文。因为此碑文是由宋代的曾宏正及元代的曾宏正的曾孙曾天骥共同撰文的,这是其一。其二是二者所写的内容、目的各不相同。

前篇《水调歌头·水月洞》是由宋朝曾宏正在淳祐癸卯(1243)年九月望(即农历每月十五日)陪友人赏游象鼻山写的,比曾天骥的跋早100年。曾宏正,宋代临江新淦人(江西清江县东北),生卒年不详,《宋史·本传》中没有记载。《桂故》中说他“以直秘阁为转运判官”,在此职之前提点湖南刑狱。此文是曾宏正任广西转运使时写的。曾宏正在桂林诸山都留有诗文如伏波山还珠洞的题诗和隐山的《元岩诗》。隐山的《元岩诗》云:

老仙乘白龙,飞入白云乡。

岩前刻舟痕,游子常彷徨。

清商韵风松,疑有笙鹤翔。

我欲往从之,居然尘鞅韁。

酒闻下山去,回首空慷慨。

在《水调歌头·水月洞》中,曾宏正在上阙先描写象山远看时的壮丽景象。象山,又名象鼻山,唐时元晦曾叫为漓山或仪山。它位于漓江和桃花江(古时叫阳江)的交汇处,整座山远看就像一头极度饥渴的大象跑到漓江边,引鼻畅饮江水,其健壮的前腿则踏到江水边。所以曾宏正称,“举首吸空翠,赤脚踏沧浪”,非常有气势。当地人都称这头大象为神象。聪明的桂林人民慧眼独具,发现了象山的雄壮威武的气势,把象山的形象作为桂林市的徽标,使之随着神象的声名远扬天下,使人们在想到象鼻山时也立刻想到桂林这座美丽的城市。在上阙中,曾宏正特别注意到了象山水月洞的美景及其成因。水月洞,就是象山象鼻垂河的石柱与“象脚”形成一个圆圆的大洞。此洞长足有17米,高有12米左右,宽达10米。当清绿的漓江水贯流此洞时,远看就像一轮浮升江面的新月。夜月,倒映在江水中的洞影更像一轮圆月,与高空中的月亮争相辉映,浑然一体,蔚为奇观。游人无不为此陶醉。关于水月洞的命名,较早的可追溯到唐朝。唐朝文学家元结在象鼻岩上用篆书刻有“水月洞”三个字。也许这是较早的称谓,而真正传叫开来的是宋代蓟北处士有诗云:

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

水流月不去,月去水还流。

该诗作者描绘了“三个月亮”争相辉映的神韵(图见本书“难忘桂林保卫战”篇)。此后,人们就此称该洞为“水月洞”。曾宏正也称水月洞是“风月无尽藏”。关于水月洞的成因,诗作者并没有迷信为神所造设,而是科学地认识到是“天藏地作”的自然形成。确实,水月洞的形成是大自然造就的。因为广西是喀斯特地形的主要分布区域,桂林则是典型地带。在远古时代,桂林地下河很多,象山未曾露出地表之时,地下河水对象山进行冲刷浸蚀,日积月累,岩层被冲蚀成一个圆洞,当地壳运动使象山露出地表时,就成为今日的水月洞。水月洞因其别具一格的“风月无尽藏”而吸引天下游客,使人们留连忘返。文人墨客,更是趋之若鹜,一睹为快。欣赏之余,这些文人骚客豪兴大发,舞文弄墨,激扬文字,留下了众多颂赞象山水月奇景的美丽诗篇。如唐代的元结和元晦,宋代的范成大、张维、曾布和朱晞颜等,都不惜笔墨描绘象山及水月的胜景,宋代诗人张釜诗云:

水际空明月正圆,人行月里水如天。

道旁听得人争指,半是当年折桂仙。

该诗前二句将象山水月描绘如人间仙境,可谓至真至切。

《水调歌头》下阙描绘曾宏正秋日携友同游象山的欢愉心情。曾宏正在桂花飘香的季节,与友人登舟启棹,划桨向飞鸟栖息的象山行进。在饱览象山及水月旖旎风光之后,曾宏正那种身在异乡、思念故乡的愁绪全被一扫而光。他乘着酒兴翩然起舞,这是多么的惬意啊!象山及水月风光有如此巨大的消愁功效,这是曾宏正始料不及的。“象山水月”,作为桂林的古八景之一,就像一副极好的催化剂,可以消去游客的种种忧愁和烦恼,使人们的愉快心情寄托于山光水色当中,这正是象山水月被千古传颂的原因所在。

碑文的后半部分即跋的部分是由曾宏正的曾孙曾天骥在元至正二年(1342)补写并刻石的。曾天骥,元时任静江路临桂(即桂林的旧称)县尹兼劝农事官,其政绩不详。当时他携同侄孙几个亲属拜游曾祖父曾宏正曾题词的象山水月,见到“其题楹者幸完”,惜“刻石笔法间失其旧”,感慨万千。曾天骥为了使刻石碑文能继续保存下去,以便后人瞻仰,决定自己捐款,请工匠在原碑刻文字上刻深,使字迹恢复旧貌,并加刻自己的跋。使得这块碑文成为名副其实的异代人合写的特殊碑刻,这在桂林石刻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创举。

曾天骥刻深碑文的举措,在今天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当时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曾天骥的举动是为了光宗耀祖,使自己的家族得以为世人称道,这就从某个方面体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家族文化传承的特性。另一方面,曾天骥刻深碑文,是保护碑文的一项有效措施,为当时乃至现在文物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保护方法。事实上,我国传统保护碑文的方法一般是做个碑檐,防止雨水冲刷。而在碑檐的前提下,刻深碑文,既可防雨冲蚀,又可延缓碑刻被风蚀的速度,大大延长了碑文的保存寿命。对于这一点而言,作为元朝的曾天骥已经想到,他的发明创造的智慧是足以称道的。

而联想到今天,我们桂林乃至全国各地的碑刻除了受自然的破坏以外,人为的破坏也日趋严重,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疾首的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采取新的保护举措已是势在必行;而作为旅游大众,“爱护碑刻,保护碑刻文物”的思想应该倡导并实行,这是我们现代人保护文物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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