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海碑林揽胜

一百多年前，清代著名的金石家叶昌炽曾评点桂林石刻说：“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桂林由于其特殊的岩溶地貌，山清水秀洞奇石美，自唐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岭南通衢重镇和繁华的“西南会府”。唐以后来桂为官的文人渐多，雅士骚客不断开发诸多的桂林山水景观。尤其是宋人尚游，桂林的岩洞崖壁又便于镌刻，大家纷纷在山崖上勒石题辞，形成了独特的桂林山水石刻文化。据统计，散布在桂林市区中的2000余件摩崖石刻，约有80%是山水题辞，而仅唐宋时期的作品就有约500余件，其中宋刻484件。如此丰富的山水石刻，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世人有“唐碑西安，宋刻桂林”之说。这些在当时当地铭刻于青山绿崖间的文辞墨迹，与自然景观构成了和谐互补的统一体，成为桂林山水人文景观的一大特色。而桂林石刻有别于西安碑林的帝王石刻、大足石刻的宗教石刻、千唐志斋的墓志石刻，它是以山水为依托、以山水诗文，记游题名和题写风景榜书等内容为主，摩刻于各名山奇洞的岩壁之上，记载了作者开发山林景观的过程，及其在登临山水时的切身感受和审美体验。或即兴感怀，挥毫题词；或遥吟俯叹，琅琅成诗。

石刻以景观为依托，山水因石刻而彰显，这是桂林山水独具的神韵之一。而把这种神韵展现得最充分的，当是闻名中外的“桂海碑林”石刻。始建于1963年的“桂海碑林”有摩崖石刻210余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桂林石刻的一部分。1984年成立的桂海碑林博物馆，是桂林市从事石刻保护、研究、陈列和宣传的专题博物馆，也是华南唯一的岩溶石刻专题博物馆。自明代起，便已是“摩崖殆遍，壁无完石”的龙隐岩，是桂林石刻最集中的岩洞，其中有全国罕见的碑刻如《平蛮三将题名》碑、《元祐党籍》碑等和张浚、张孝祥、范成大、李士美、朱希颜、曾布、石曼卿、康有为等著名学者诗人的写桂林山水的诗文翰墨，以及众多精美的摩崖造像。桂海碑林中的天然摩崖石刻集中镌刻于龙隐洞和龙隐岩中，其内容除了山水记游，还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等，形式有诗赋文词、题名、书札、格言、题榜、规约、告示、图画等。其摩崖石刻，始见于隋唐。清代的广西巡抚陈元龙曾感叹说：“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多年来，笔者每次步入桂海碑林博物馆，犹如走进了一座堂皇富丽的历史艺术宫殿。如果沿着古人出游的路线前行。进七星公园，过花桥，沿漓江的支流小东江往南行，拾级而上月牙山。在岩如新月的月牙岩前有古雅的两层小广寒楼阁和临江高耸的“襟江阁”。出襟江阁南下，过丹桂岩，就是龙隐洞。

这位于月牙山西南麓的龙隐洞，南北通透，一壁插入小东江中，水涨时江水流贯洞中，可泛舟楫。洞高20余米，长40余米，宽八九米。洞顶有一条弯曲的石槽，蜿蜒盘屈如飞龙穿行的痕迹。石壁上有“破壁而飞”四字巨刻，宋人方信孺有诗吟道：“石上参差鳞甲动，眼中在处画图开。”明人周进隆也说：“飞腾不知几千载，至今点点龙鳞开。”传说曾有神龙潜伏于此，一日雷雨狂风大作，呼啸破壁而去，留下斑驳鳞迹，岩洞因此而得名。该洞又名“龙影”，则取龙去影存之义。洞口石钟乳悬垂，两壁石刻琳琅满目，刻于唐乾符年间（874-879）张浚、刘崇龟的杜鹃花唱和诗，是现存最早的石刻。而洞口的《平蛮三将题名》、《桂林撤戍记》等碑刻具有重要的史实价值，宋人曾布泛舟石室的题名，李师中、朱希颜、张田等的诗歌，书法均属珍品。出龙隐洞南行数十步，有一高大轩敞的岩洞。是龙隐岩，岩洞与楼馆相连，桂海碑林博物馆的陈列室坐落在洞口。这个岩洞长40米，宽30米，高约10米，而向西南，传说有神龙蛰伏而得名，因形如一只大布袋，又叫布袋岩。对于刻石勒铭或造像而言，龙隐岩在桂林诸多的岩洞中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宋人谭掞在岩壁上刻有《品评龙隐岩题记》说：“天下洞穴类多幽阴，或远水清韵不足。龙隐岩高而明，虚而有容，复临深溪，大概似碧落洞，而登临之富则过之。建中靖国元年腊廿日。”谭氏是广东曲江人，曾与王安石同学，在桂林为官多年，时为广西转运副使。常与两个弟弟谭拱、谭忭流连山水间，而尤爱龙隐岩，所以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留下这件石刻。其见解颇为独到：天下的洞大多幽暗阴沉，或因远离了水而幽阴有余清韵不足。

依山傍水的龙隐岩高敞明亮，空虚阔大，很像我家乡的碧落洞，而登临所见自然景色之优美则是碧落洞所不能及的。龙隐岩内满布石刻，从唐代至明清时曾建有一座释迦寺，后毁。1984年建立桂海碑林博物馆，除保护好原有的石刻，又把散落在桂林各地的一些著名石刻、石碑、石雕、石作、拓片集中收藏起来，加以保管陈列。而此岩内最为珍贵的是刻于南宋庆元戊午年（1198）的《元祐党籍》碑，是全国仅存的两块之一。一块石刻或一块碑，往往便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史实或一个饶有趣味的生动故事。“元祐”是宋哲宗赵煦的年号。北宋熙宁元年（1068），哲宗的父亲20岁的神宗即位，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破格提拔王安石实行变法。新法虽然控制了国家财政下滑的局势，但触动了上层社会一些人的利益，遭到许多大臣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死，10岁的儿子哲宗即位，由祖母高太皇太后听政。她急召司马光等一班老臣回朝主持国政，尽废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此时旧党得势，与新党和其他不同政治集团不时发生争权斗争，史称“元祐党争”。直至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恢复新法，这场党争方告终止。但哲宗仅亲政6年便去世，由其弟徽宗即位。此时，善于钻营的蔡京得到重用，不久升为太师。为巩固其政治地位，排斥异已，他打着继承先帝遗志的旗号，以恢复王安石新法为名，把大臣们分为正、邪二等。顺从其意的40余人列为正等，提拔升官；不顺其意的官员540余人列为邪等，作不同程度的谪贬处置。并把其中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309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定为“元祐奸党”，罗织罪名，亲书碑文，由徽宗下诏在全国郡县刻碑，让“党人”变成乱臣贼子遗臭万年。刻碑后第二年，天上出现彗星，徽宗以为不祥，下诏毁碑。而直至南宋高宗赵构即位，才为党人昭雪，恢复名誉。毁碑后的93年南宋庆元年间，静江府司理饶祖尧和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闲暇时谈起前朝奸臣蔡京把持朝政、祸害忠良的这段历史，认为虽然事情已过去了90多年，却是一件值得载于史册的大事，便雇请工匠重刻了《元祐党籍》碑。这块碑高193厘米，宽143厘米，上面刻着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309人的姓名。

仰望头上冰冷的碑文，似仍在向人们诉说90多年前那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又过了20多年，至南宋嘉定四年（1211），党人沈千的后人也重刻了一块，可惜它上面漏掉了一个人的名字。该碑原立于融水县真仙岩内，现藏于融水县博物馆。在龙隐岩《元祐党籍》碑大碑的左下方，还有一块著名的晚清石刻：清人康有为的《观元祐党籍碑题记》。由于它出自110年前中国近代维新改良派领袖人物的手笔，对研究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在广西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康有为于1895年和1897年两次来到桂林。1894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朝廷割地赔款，民族灾难深重。康氏为避祸应邀来到桂林。因为他于1891年撰写的《新学伪经考》，把西汉以来历代皇帝奉为经典的古文经书统统斥为“伪经”，以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神明的古文“经典”，抨击“恪守祖训”的顽固守旧思想，从而推动改良维新。这引起了朝廷顽固派的极大愤怒，1894年，清政府下令焚毁此书书版。康氏也于1894年年底离开广东，应邀前来桂林讲学。到桂林后康氏下榻叠彩山景风阁。当时山下有著名的桂山书院，在桂林的开明士绅们要求下，他在山上开坛讲学，宣传维新思想。并写下一部解读中西书籍门径的著作《桂学问答》，使维新之风吹进了桂林。一天，他与几位桂林名士到龙隐岩来观赏石刻。目睹记载800余年前激烈党争的《元祐党籍》碑，对碑文记叙的残酷历史深感震动，于是写下了《观元祐党籍碑题记》：光绪甲午腊，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讲学被议，来游此岩，观党人碑而感焉。

自东汉党人、南宋庆元党禁、晚明东林党人，并此而四矣。其攻党人者，则曹节、蔡京、韩佗胄、魏忠贤；其为党人，则李膺、司马公、朱子、高顾二先生也。后之观者，亦不必以党为讳矣。人亦乐为李、马、朱、顾耶，抑甘从侯览、魏忠贤耶？康有为在题记中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四次著名的奸臣专权误国事件。东汉末年宦官头子曹节专政，将大臣李膺捕下狱中致死；南宋庆元年间，外戚韩侘胄把持朝纲，指斥朱熹理学为伪学，罢逐朱子；明末大宦官魏忠贤当政，残酷打击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还有头上岩壁碑文所载，蔡京诬陷司马光等人的历史罪证。后人观此碑，足可以明辨是非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终于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实行新政。至当年9月21日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发动政变，变法失败，计103日，史称“戊戌变法”。康、梁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康氏在桂林留下的石刻也被视为“逆迹”予以凿毁。或许是出于对題记中儒家正统人物的敬畏，毁碑者保留了“李膺、司马公、朱子、高顾二先生”12个字，让后人得睹近代中国名人康有为的书法风采，也感受到那场时代变革斗争的激烈性。再如，在龙隐岩中，有个字径约53厘米的草书“佛”字。远看，像个梳着发髻的老太太——她双手擎香，双膝跪地，虔诚地举香拜佛；笔画之间的沙笔像袅袅升腾的青烟。近观，却恍然发现，这是个四笔书写成的草体“佛”字。由于书法家将字形和字义巧妙结合，使之神形兼备，令人拍案叫绝。而更妙的是大字下面题有一行小字：“道光丙申年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时王静山书。”由于书写时间年、月、日、时的巧合，更给这“佛”字增添了不少的情趣。查道光丙申年丙申月丙申日恰好是1836年农历七月半，即中元节，俗称“鬼节”。在这一天，农家户户都要祭祀亡灵。书写“佛”字的人王元仁（字静山），为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阳朔县令，自称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裔，酷爱书法，擅写大字、奇字，阳朔县城碧莲峰上那个内含“一带山河甲天下，少年努力举世才”14字笔意的大“带”字，即出自其手笔。在鬼节里，王氏选择如此巧合的时辰，于龙隐岩石壁上书写这深有寓意的“佛”字，其意很明显，是为了求佛超度亡灵。龙隐岩的释迦寺旱在唐代就很有名气，而这个“佛”字，后来也得到了众多佛门弟子的虔诚供泰。

自2006年12月起，至2009年9月底，桂林市政府筹资600余万元，在桂海碑林博物馆馆区兴建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的文化景观园和山水石刻陈列厅。据桂海碑林博物馆韦卫能馆长介绍：龙隐岩龙隐洞的山水石刻文化是一种古代文人的隐逸文化，并不能包容所有的桂林山水石刻文化。古人进到龙隐洞中，岩洞顶上“龙迹”斑驳，山洞曲折幽深，豁然开朗，眺望一水之隔的桂林城郭，避开了尘世的纷扰，将寂静的山水印入襟怀。而西山石刻的佛教文化，普陀山的佛、道兼容，虞山的传统儒家文化等，古人在不同地点游览了山水，抒发感情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臻达各种不同的艺术境界。新建的山水石刻陈列厅将在保存原位碑刻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声、光、电的科学技术，像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一样，营构出当时的场景，让游人体会唐宋时古人游览和开发桂林山水的整个过程。这样“复活”了古代曲水流觞的场景，配以乐舞演艺及诗酒之乐，让游人在感知古代文化的同时自得其乐。人们也可以在小东江上泛舟穿过龙隐洞，品茗，饮酒，赋诗，到龙隐岩中选石，磨石，描字，刻石，制作拓片，享受古人出游和刻石的乐趣。

长期以来桂海碑林中这些高雅的国粹文化艺术的陈列和展示是为专家服务的，老百姓和一般的游客把它们看作神秘高深莫测的“古董”，并不了解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意义。现代化的博物馆建设应从普通人民大众出发，寓教于乐，变成融趣味性、观赏性和教育性为一体的文化娱乐形式。韦馆长说：石刻文化是中国诸多文化的凝聚体，而挟“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名，打造展示山水石刻文化及体验文化为主题的桂林山水石刻文化平台，则是全国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要把桂海碑林打造成一座石刻文化景观园。